体罚故事多一点？
体罚在民国初年还比较盛行，如某师范毕业生张志华到安徽太湖县一所小学任教，“因学生违反校规，予以体罚，受到家长控告”，差点儿要受到法律制裁，后来好在经校董会说明“受罚学生并无伤损，从略处分而止”。
“鞭扑责罚，于旧时家庭学校原皆常事”。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，他幼年读书时，“塾师性严，稍稍犯规，必加扑责。”他后来做官，也施行笞杖之刑：“署瑞金令时，瑞金与会昌两县皆产烟，人民犯种烟之禁者，多被枷于瑞金之县堂，每晨尚笞责十数人”。他感叹：“皆视为当然者也。”
而他赴德考察归来后，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：“在欧洲一年，亲见所谓贵族、平民同在一家学校及一处戏场，此所谓民权发达之结果也。……故自今为起，政府以至私人，对于学生有保护而且奖励之责，不宜责罚，并不宜干涉。”1917年底他担任北大校长伊始，就向全校教务会议提出：“凡对于学生有以体罚代惩戒者，查实后以不能胜任而解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