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演员第一？
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，这一点人尽皆知，但还有一个被忽略的事实，就是古代中国是一个重文抑艺的国家。“文”与“艺”在现代生活被统称为文艺，不分彼此。但在古代，文与艺却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，文人自重，艺人自轻，文与艺代表了等级森严的两个阶层。
“艺”字出自篆文，就像一个人双手捧“乂”（兵器），古代“艺”字的本义就是指习武者。习武者的地位与“倡优”差不多，都是用来取悦于人的，“倡优”的含义在“艺”字里就有具体体现。“从人从乂”说明“艺”原本就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活，也就是“手艺”。后来“艺”字的含义不断扩大，成为一切技术的总称。再后来，音乐歌舞杂技魔术等“手艺”被叫作“演艺”，而木工修路造房子等“手艺”被叫做“技艺”。现在“演艺”是依靠演员之口来表达的艺术，而“技艺”是依靠演员之手来表达的艺术。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鄙视“技艺”的文化传统，那些擅长“技艺”的人在读书人的眼中都是低人一等的“艺者”或“艺人”。
在中国文化里，读书是正途，习“艺”是邪道，因此习艺者不能指望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虽然有些“艺者”或“艺人”后来成为声名显赫的皇家乐师，比如管弦家尉迟青、舞师公孙大娘，但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是很低。读书人看不起“艺”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有些习“艺”者也看不起自己从事的“艺”。像开元天宝时的舞蹈名家公孙大娘晚年收了两个弟子，一个是李十二，一个是梨园弟子张旭。张旭学书取法于公孙大娘舞剑，成就了“草圣”。而李十二所著《舞谱》一书则被收入了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。公孙大娘晚年从事“著书立说”，这跟古代士人的“著书立说”是一样的，这是士人的行文，士人看不起艺人，但艺人却以士人自居。像唐代乐师许和子、宋代戏子关汉卿都是士人化的艺人。他们所著的书也被收入《艺文志》之类典籍的“集部”。“集部”原是典籍的“四部”之一，是纯粹的士人著述。“书契以来，文字滋起，绵代传古，载籍盈博。……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若乃心郁思结，欲宣是怀而窜述书文，文不足畅其心，书不足昭其意，于是图画象类，文辞发越，六艺辉光，九流汪濊，百氏之兴，更相述作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）。这段话很明确，是说“艺”的文字表达只能收入“集部”。“集部”的著作者都是士大夫，以“艺”为内容的书可以收录，但那些习“艺”之徒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，否则，便是一种轻慢“六艺”之举，是一种“下比之行”，要受到士大夫的严厉谴责。
士大夫不仅看不起艺人艺人，即便在艺人眼中，从事不同艺术的艺人等级也是不一样的。唐代乐师李龟年、李彭年、李鹤年三兄弟都是梨园弟子，但他们瞧不起“俳优”。杨贵妃有一次问李龟年等人：“你们弟兄三人谁的唱功最好？”李龟年回答说：“臣三人学艺不精，不配谈什么优劣，另外教坊的何戡和优人高力士还是我们的老师呢。”杨贵妃听后火了，问他们：“你们弟兄难道不是皇帝赐的紫衣吗？你们竟然还称那些乐工优伶是老师？”李龟年赶忙回话：“我等的紫衣乃是圣上对臣等的恩典，是不能与技艺相比的。以技艺而言，我们确实赶不上他们。”从这段记录可以明显看出，即便是皇弟一样的大牌艺人也还是以技艺论高低。而那些被选进梨园的皇帝仆从，比如高力士，名义上是优人，但实际上与教坊乐人同工。乐工的待遇比优人好很多，高力士被尊称为“大姊”，享受副宰相的待遇，因此高力士以艺人的身份与宰相们平起平坐，那些真正的宰相也不敢说什么。
古代艺人中最有竞争力的就是歌舞艺术和戏曲艺术的艺人。他们由于自身的艺术魅力，能够争取到较高的出场费，像梅兰芳这样的大牌艺术名家还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。在20世纪初的一次中日友人聚会上，日本人在会上对中国人指手划脚，非常傲慢。有人提议让梅兰芳前去唱上几段，以活跃一下会场的气氛。日本人大刺刺地对梅兰芳说：“你就是梅兰芳？”并把玩弄女孩子的鄙夷眼光瞄到梅兰芳的脸上。梅兰芳不理对方，唱起了《麻姑献寿》。当他唱完一叠后，日本客人都被他美妙的唱腔吸引住了，一个个敛声静气，听他继续唱。梅兰芳越唱越来劲，唱到高潮处，一曲终了，日本客人都不禁为之叹服。在封建时代，艺人给人的印象多是“卑贱”的，但像梅兰芳这样的名演员，却能够在表演中得到人们的尊重，成为艺术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