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北京去哪里玩？
10月2日，我来到了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同学小薛的家——朝阳区酒仙桥。刚下了火车，一出火车站便看到了“北理工”的招牌。 北理工，即是北京理工大学（简称北理），据说是由原北京工业学院更名而来，前身是成立于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。 我和薛同学都是山西人，考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，大二时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如今都已在党的怀抱里度过了75个年头。 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们一边上着课，一边在校园里创办学校的第一份校报《新苑》。
当时的校报主管老师说我们写得不错，但刊登出来的文章必须经过他审阅，还要把有错误的字改正。记得一篇题目为《高射炮》的文章被他退稿了，理由是“高射炮”的“射”字有错误，正确的写法是“射击”的“射”；另外，因为我的名字里有“富”字，他被同情的修改了我的文章，将“富裕”改为“富有”。
1953年4月末的一天下午，我在教室里上着数学课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说我的家人正在火车站等我，于是赶紧请好假，飞奔出校门，跑到离校区最近的北京西站，坐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。 那时没有直达的汽车，需要从太原先到石家庄，再从石家庄到邢台，最后乘坐邢台的客车返回老家。那趟列车的列车员是我认识的河北老乡，她听说我要回山西，便自告奋勇地帮我买了票，还给我准备了两个苹果。
在车上，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，其中说道：“现在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美国侵略者可能要用战争手段来掠夺土地和其他资源，第二苏联想霸占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土地……目前，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。第一条是俄国式的发展的道路，即优先发展重工业，实行计划经济的路线；第二条是美国式的道路，以军事的强大压倒一切，抢占全世界的资源。 ”
在列车上我思绪万千，想到自己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，一定不辜负期望，努力学习、勤奋工作。 在1953年到1965年间，我相继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、沈阳无线电通信工程学院、西安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学习。
1965年底，我被分配到空军后勤部技术装备处，任职期间参与了全国雷达生产基地的建设，后担任处长。 1986年退休后，我便来到北京定居。虽然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多年，但是我一直保持着读写的好习惯，这也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 因为对文字的热爱，我报名参加了首都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和文学创作班。在老年大学的5年中，我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，也曾在全校大会上做交流发言。2013年，我还被评为了学校的“老有所为”荣誉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