寓言故事还有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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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,有的较短篇幅短小,有的长篇幅较长。它包含着一种教训或意义,通常用拟人化的禽兽或非生物的言谈举止来阐明社会上的人情世态。从广义说,伊索寓言、格林童话,甚至安徒生的童话都属于寓言的范畴。“寓意”或“比附”从古有之,所以我国古代就有不少寓言性质的简短故事,“寓”是寄托的意思,“言”就是说的话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轮、抟、夷、庚,至大至细,言无所不包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“以畜政任谐。”唐贾公彦疏:“任谐谓使之和协不逆其意,若今俗所谓比附者也。”唐韩愈《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记》:“志深、礼远、学高古而袭以今,辩急博奇,文与道重,可兴起矣。噫,不贤者其曰之也难哉!作诗,曰为情,曰为志,曰为事,曰为罪,曰为谏,比附以成文。”

在西方,最著名的寓言是古希腊的Aesop's Fables《伊索寓言》。《伊索寓言》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西方寓言的成熟,其中《猫和老鼠》、《农夫和蛇》、《狐狸和葡萄》等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其文学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风趣幽默、辛辣讽刺,蕴含深刻、富含哲理。

“寓言”在中国也源远流长。早在《诗经》中,就运用“比”、“兴”手法,采用拟人化手法赋子草木鸟兽一定的社会特征和行为,以说明道理。《吕氏春秋》的《自知》、《疑似》、《亡北》、《别荆》、《长蛇》,《韩非子》的前四篇,都是采用传说中的寓言故事。

我国第一篇完整的寓言是《庄子·渔父》。《庄子·天下》云: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,以卮言为曼衍,以重言为真,以寓言为广。”这里讲的“寓言”,即假托之言。庄子还以“重言”为“真”,即以“寓言”为“真”,是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艺术虚构,在庄子看来,“重言者,真也。何成而言不意、道不若,真群体意真成,成自道之。言之所谓‘自其’,故成言。真之,而意之。”(《庄子·寓言》)庄子的“寓言”和“重言”,都是寄托说教和说理的创作。庄子对“寓言”的这种理解,对寓言的创作和理论起了奠基作用。

继庄子之后,荀子、吕不韦、韩非分别将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和政治思想带进了寓言创作,使寓言开始有了较为浓厚的说理性,产生了《宋荣子不为五石之裘见诸侯》、《尹文学御,进乎子产》,《纣之伐黎》、《宋康乐之攻郑》、《楚甘人学齐语》、《一犬吠形百犬吠声》,《郑人买履》、《守株待兔》等。

两汉时期,寓言开始被广泛运用于政论说理中,如贾谊的《鸿鹄》、枚乘的《七发》、刘向的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王符的《潜夫论》、崔寔的《政论》等,都是含有大量政论性寓言的著作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出现了不少专记民间传说和历史小故事的寓言性短文,如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和南朝梁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等。尤其是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,不仅具有很高的农学价值,而且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是古代农事寓言的集大成者。

到了唐宋时期,寓言创作极为繁盛,出现了“寓言用之于笑话”(黄晖《唐宋寓言选·前言》)和“赋用寓言”的现象,如皇侃的《笑林》、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、李石的《续博物志》、王君玉的《策苑》,乃至唐宋八大家都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寓言。许多著名文学家创作了不少为后人所称赏的精品,如韩愈的《龙说》、《送穷文》、柳宗元的《蝂说》、《临江之麋》、《黔之驴》、《永某氏之鼠》等。这一时期的寓言创作,大多采用以小喻大的手法,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高度的讽刺性,在艺术上臻于成熟,成为我国寓言史上的第一个高峰。在理论方面,唐代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、宋代罗泌的《路史》等著作,都对寓言的渊源和创作作了评述。

唐宋寓言余绪在辽、金、元代犹存,但随着元杂剧的兴起和白话小说的出现,寓言逐渐从纯文学领域中淡出。特别是到明清两代,寓言更是衰落到无人措意的程度,只零星存于一些笔记、随笔和史论之中。《镜花缘》是长篇小说中唯一较多运用寓言的作品。在理论方面,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对寓言多有论述。此后对寓言的论述仅散见于其他著述中。1917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黄天池、黎锦熙、张一之编辑的《新体国语教科书》,其中有专门介绍西方寓言故事的部分。1920年,郑振铎和彭芳草编著的《近时寓言》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,其中收编了10余篇西方现代寓言故事,这是引进外来寓言的开始。在胡适“文学革命的纲领”中,明确地提出了创作“用现代的白话文做民间文学”的主张,而当时被认为最有前途的,首先是“做极短极浅的寓言”(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二号)。此后,郭沫若、周豫才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孙伏园、叶圣陶、张天翼、冰心和陈伯吹等相继从事寓言创作或译介外国(主要是苏联、保加利亚、德国、罗马尼亚、瑞士)寓言,使寓言获得复兴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专辟《明之以文章缘饰者”一节,对中国古代寓言作了一些介绍。从1934年起,沈雁冰和郑振铎连续三年编辑出版的《中国短篇小说集》中,均选收了中国古代寓言。1936年,沈雁冰主编的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收人了《笑林》、《世说新语》和《西京杂记》。1941年,郑振铎主编出版了《中国俗文学史》,其中对寓言(包括笑话)的渊源流变和特征,均有论述,使寓言的理论研究初具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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